兼葭的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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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为爱情诗：四个层次的基本内容

本诗三章重叠，各章均为四个层次。

首二句以兼葭起兴，展现一幅河畔秋色图：河水淼淼，芦苇苍苍，露水结霜。这情景，是在清冷寂寥中略带凄凉哀婉色调，对诗中所抒写的执著追求、可望难即的爱情，起到了很好的气氛渲染和心境烘托作用。

三、四句是诗的中心意象：抒情主人公在河畔徜徉，企慕追寻河对岸的“伊人”。这“伊人”是他日夜思念的意中人。“在水一方”是隔绝不通，形成一种可望难即的境况。主人公起早贪晚、追望不停，对爱情的执著精神可见。但“伊人”却阻隔不通，飘渺虚幻，可望难即，于是诗人心中荡漾起无可奈何的情绪和空虚惆怅的情致。

五、六两句是分述“在水一方”的一种特定情境：逆流追寻，艰难险阻无穷，征途漫漫无尽，中不可达。这是可望难即境况的常见情境之一，追寻者的怅惆情绪也因此而增强。

七、八两句是分述“在水一方”的另一种特定情景：顺流追寻，行程处处顺畅，伊人时时宛在，然似真而幻，亦终不可近。这也是可望难即境况的常见情景之一，追寻者的怅惘情绪也因此而更加强烈。

全诗通过总述、分述、逆流、顺流的反复描述，将在水一方、可望难即的企慕追寻情景展现得十分清晰，将抒情主人公对爱情的执著追求精神和追寻不得的空虚惆怅心情也表现得相当充分。

二、连类生发：一个表现人类悲剧处境、悲剧心态的艺术范型

应当把“在水一方”看作是一个象征性的意境。无论它原本是招贤诗、访友诗还是爱情诗，“在水一方”都具有无限的象征空间，都可以连累生发，升华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艺术范型。文学艺术作品刻画的都是“这一个”，但它所蕴含的却是“这一些”、“这一类”，可以连类无穷，这是艺术之所以为艺术、诗之所以是诗的关键所在。

“在水一方”由三个要素构成：追寻者----河水----伊人。其中每个要素都具有很大的连类生发空间。伊人，这是追求对象，只要合乎因受阻而追求不到的基本情况，伊人就可以是贤人、友人或者恋人，若再连类升华，还可以是福地、圣境、仙界，以至于可以是功业、理想、前途等等。相应的，作为阻隔象征的“河水”，也就可以是高山、深堑，可以是宗法、礼教，可以是现实生活中可以可能遇到的其他种种障碍。同样，追寻者也因此而转换成多种想适应的角色。只要是三个要素不缺，只要因阻隔而可望难即，只要有追求精神又有追求不到的失落惆怅，这些连类生发的事物就都蕴含在“在水一方”的意境空间之中。

同样道理，“溯回从之，道阻且长” 是由追寻者、道阻且长、伊人三要素构成，“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是由追寻者、虚幻难近、伊人三要素构成，其中的“道阻且长”和“虚幻难近”也都有各种各样的具体情况，其意境的连类生发空间也是难以尽言的。如此一来，《蒹葭》一诗的整体内涵，就应当说是世间一切因受阻而可望难即境况的艺术写照，而“在水一方”则是表现人类悲剧处境（当然人类还有喜剧处境）和悲剧心态的一个艺术范型。在这里，追求精神是可佳的，但结果是可悲的，前途是渺茫的。

三、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诗词不是科学论文，它并不回答“这是什么”、“那是什么”的问题，它追求的是：创造一个怎样的意境范例，才能够令人感悟的更多，联想得更多。因此，诗词的意义决不限于“本事”，它总是“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否则，“读诗必此诗”，那就“见于儿童邻”了（苏轼语）。

不能简单地说用贤才难得、知音难觅、爱情失落来解读《蒹葭》是错误的，更不能用其中的一说来反对其他诸说，因为它们都是“在水一方”意境空间中的旧体可能之一，根本不存在正误、高下之别。用仙境虚无、理想难达、前途暗淡来解说此诗，也是如此。它们都是不同的读者在阅读此诗的过程中，对“在水一方”这一启示性结构的具体化。处在种种类似处境中的人，之所以都可以从“在水一方”中获得共鸣共振，就是基于这种读者具体化的效应。但必须明确，读者的种种具体化，都不是对“在水一方”意蕴的总体把握，它们只是一片森林中的一棵棵树木，而总体意蕴则应当是对可能有的读者具体化总和的概括。任何一个诗词意境，都是一片森林，解读者决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在这方面，钱钟书先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读“在水一方”的范例。他在《管锥编》第一册《毛诗正义六O则》之四三中说：“在水一方为企慕之象征”，“抑世出世间法，莫不可以在水一方寓慕悦之情，至向望之境。”他连引古今中外几十个例证，将但丁探索人生、人类追求理想、男女思慕佳偶、帝王追寻仙山、佛教寓禅彼岸、哲人寓理行神等诸多异质同构情境，都归纳到“在水一方”的意境空间之中，确是一个通过连类生发来论析诗意的典范。可以说，诗词意境的意义不在本事，而在它的可连类生发空间，如果排除了它的连类空间，实质上也就等于取消了诗词。

艺术赏析

一、虚幻难实、神秘莫测的朦胧意境

一般来说，抒情诗的创作大多导发于对某种具体情景的感触，因而在它的描述中，总可以看到一些实实在在的景、物、人、事。然而《兼葭》的作者却似乎故意把其中应有的主要人物形象和事件都虚化了。追求者是什么人？他究竟为什么而追求？我们不知道。作为被追求对象的 “伊人”是什么身份？为什么他（她）那么难以靠近和得到？我们也不知道。甚至连其究竟是男是女也无从确认。特别是“伊人”，音容体貌均不露半点痕迹，且一忽儿在河的上游，一忽儿在河的下游，一忽儿在“水一方”、“水之湄”、“水之?”，一忽儿在“水中央”、“水中坻”、“水中?”，来去不测，飘忽难定，简直令人怀疑他是否是一个真实的存在。显然，诗中所描述的这种景象，不是眼前所见的实景实事，也不是对曾经阅历过的某人某事的追忆，而是一种由诸多类似人事、类似感受所综合、凝聚、虚化而成的心理幻象。“在水一方”就是这样一种由特定感情外化而成、具体事实完全被虚化了的心理幻象。在这种心理幻象中的一切事物，无论是河水、伊人，还是逆流、顺流，无论是险阻、宛在，还是河岸边、水中央，都不必要、也不可能作何山何水、何时何地、乃至何人何事的考究；否则，就会产生许多自相矛盾之处。正因为如此，《兼葭》的意境也就呈现为一种不粘不滞、似花非花、空灵蕴藉、含蓄多藏的朦胧美。

钟惺说：《兼葭》“异人异境，使人欲仙。”（《诗经评点》）陈子展说：《兼葭》“诗境颇似象征主义，而含有神秘意味。”（《诗经直解》）这虚幻似仙、神秘莫测的朦胧美，恐怕与上古秦地盛行的巫祝之风有关。“在水一方”是“登高望远”意象的转型，其中包蕴着一个“望”的语象。在甲骨文里，“望”字是当时普遍实行着的“望祭”仪式的取象。山川鬼神不可近，故望而祭之。望祭中有“追踪仪式”，其形式多为降神、迎神、留神、送神四部曲，多有独唱、合唱、独舞、群舞、表演五重奏，这在屈原根据楚汉地区祭祀歌辞改编的《九歌》中，可见端倪。《九歌》中的《湘君》、《湘夫人》，是水神祭祀歌辞的再造，其“四部曲”、“五重奏”的印痕明显。《兼葭》意境近似于迎神情辞的氛围，故有人疑“在水一方”为水神祭祀的孑遗。当时仪式中的水神由巫师装扮，跳上跳下，神出鬼没，其遗风遗韵亦颇似“在水一方”的“伊人”。此说法虽然难以确证，但认为《兼葭》诗境虚幻难实、神秘莫测的朦胧感时受到了水神祭祀仪式的影响，大致是不会错的。

二、意在言外、连类无穷的象征格局

《兼葭》一诗的象征，不是某词某句用了象征的辞格或手法，而是意境的整体象征。陈子展说它“颇似象征主义”，钱钟书说它是“西洋浪漫主义”，都是这个意思。这整体意境的象征性，得力于事实虚化之格局的涵容功能，大大增强了“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实行特征。

上面说过，《兼葭》的情境描述，具有将具体的景物人事尽量虚化的特点；而这一虚化，则使读者很容易地将它的意境升华一种带有一定抽象意味的格局：“在水一方”，其中的河水升华为“阻隔不通”后，整体就成为一个可望难即的格局。同样道理，“溯洄从之，道阻且长”就可以成为逆流而上多艰辛的格局，“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就可以成为顺流而下空欢喜得格局。格局的价值在哪里？在于它具有涵容现实生活中与它相同相近结构的一切事物的性能，这就为诗词意义的连类生发，打开了无限广阔的空间。可望难即是人生常有的境遇，逆流追求多艰辛和顺流追寻空欢喜也是人生常有的境遇；人们会经常受到从追求的兴奋、到手阻的烦恼、再到失望的痛苦这一完整情感流的洗礼，也会经常受到逆流奋斗多痛苦和顺流轻松总虚幻的情感冲击。古人可以从这里联想到招贤和觅知音并唤起种种相关体验，今人可以从这里联想到爱情的遭遇并唤起失恋的体验，也可以从这里联想到事业、理想、前途诸多方面的境遇并唤起诸多方面的人生体验。象征性格局，使《兼葭》真正具有了难以穷尽的人生共鸣意味。王国维曾将这首诗与晏殊的[蝶恋花]“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相提并论，认为它们“最的风人情致”，这显然是着眼于它们的人生象征意蕴。

《兼葭》意境的无限象征意义，充分体现出诗词意境空间主要在象外的象征。古人常说“意在言外”，什么意思？这主要是说，诗词是用意象说话，而意象意蕴是超越词语意义的。词语意义主要是指称，而意象意蕴则还有再现意义、表现意义乃至哲理意义。“在水一方”的词语意义就是在河的那一边；但作为意象，他还包容有可望难即的人生境况，这就是再现意义，包容有追求不得的失望和惆怅，这就是表现意义，包容有人生的悲剧处境和心态，这就是哲理意义。这些超越词语指称意义的再现意义、表现意义哲理意义，不都是言外之意吗？古人常说“言外无穷”，为什么无穷？这主要是由于意象、意境都不只是它自身，都可以升华为某种格局，因而都有着广泛的相似性异质同构连类生发空间。诗词所直接描述的景物人事只能是“这一个”，只能是有限的，但它可以借助读者的想象、联想、连类，不断地超越“这一个”，从而走向无限，这就是“含不仅之意见于言外”，“在有限中间出无限”。无疑，这是衡量一切诗词诗性特性高下的基本标准。《兼葭》之所以能成为《诗经》中难得的好诗，“在水一方”之所以至今仍然具有被那么广泛应用的生命力，道理恐怕就在这里。

三、一唱三叹、层层推进的美感形式

《兼葭》全市三章，每章置换几个字，这不仅发挥了重章叠句、反复吟咏、一唱三叹的艺术效果，而且产生出将诗意层层推进的作用。从“白露为霜”，到“白露为?”，再到“白露未已”，是时间的不断推移，意味着主人公企望追寻时间之长，表现出主人公的执著。从“在水一方”，到“在水之湄”，再到“在水之?”，从“宛在水中央”，到“宛在水中坻”，再到“宛在水中?”，这都是地点的转换，意味着“伊人”的虚幻、神秘、难觅，而“伊人”的愈难以追寻，则愈能表现出追寻者的真诚。从“道阻且长”，到“道阻且跻”，再到“道阻且右”，则是反复渲染追寻过程中的艰难，而愈艰难就愈能强化主人公真诚和执著的程度。

重章叠句、一唱三叹，是上古民歌，也是现代民歌常用的形式。它的美感价值，主要应从两个方面去看：一是从情感方面看。十个重在以情动人。情感不是作用于人的荔枝，不是一次性概念告知所能奏效，须反复感染方能起到动人心弦的效果。二是从音乐方面看。上古民歌都是口头传唱的，是以声调和旋律来感染人的情感，唱者须反复才能尽情，听者须反复才能动情。因此，一唱三叹，回环往复本身，就是在层层推进感情，就是在不断强化美感效应，并非一定要在每章的内容上有了发展变化，才算是有了推进。这是应当意识到的。

集评

异人异境，使人欲仙。（明?钟惺《诗经评点》）

此自是贤人隐居水滨，而人慕思见之诗。“在水之湄”，此一句已了，重加“溯洄”、“溯游”两番摹拟，所以写其深企愿见之状。于是于下一“在”字上加一“宛”字，遂觉点睛欲飞，入神之笔。（清?姚际恒《诗经通论》）

细玩“所谓”二字，意中之人难向人说，而“在水一方”亦想像之词。若有一定之方，即是人迹可到，何以上下求之而不得哉?诗人之旨甚远，固执以求之抑又远矣。(清?黄中松《诗疑辨证》)

三章只一意，特换韵耳。其实首章已成绝唱。古人作诗，多一意化为三叠，所谓一唱三叹，佳者多有余音。（清?方玉润《诗经原始》）

诗境颇似象征主义，而含有神秘意味。（陈子展《诗经直解》）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传》：“一方，难至矣。”按《汉广》：“汉有游女，不可思求；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陈启源《毛诗稽古编?附录》论之曰:“夫悦之必求之，然惟可见而不可求，则慕悦益至。”二诗所赋，皆西洋浪漫主义所谓企慕之情境也。古罗马诗人桓吉尔名句云：“望对岸而伸手向往”，后世会心者以为善道可望难即、欲求不遂之致。德国古民歌咏好事多板障，每托兴于深水中阻。但丁《神曲》亦寓微旨于美人隔河而笑，相去三步，如阻沧海。近代诗家至云：“欢乐长在河之彼岸。”┅┅（钱钟书《管锥篇》）

飞云倚岫心常在，明月沉潭影不流。

明月有情应识我，年年相见在他乡。 曾被鲁迅先生称之为“不是每个帮闲都做得出来的”（《从帮忙到扯淡》）《随园诗话》，是清人众诗话中最著名的一种。作者袁枚（1716一1797）字子才，号简斋，浙江钱塘人，乾隆四年（1739）中进士，选庶吉士，入翰林院，乾隆七年（1742）改放江南任知县，十三年（1748）辞官而定居于江宁小仓山随园，故世称随园先生，其晚年亦自称随园老人或仓山叟。作为“一代骚坛主”，袁枚总领文苑近五十年，其所标举的“性灵说”诗论风靡乾嘉（1736一1820）诗坛，使沈德潜鼓吹的拟古“格调说”与翁方纲以考据为诗的歪风为之一扫，使清代诗坛别开生面。《随园诗话》正是袁枚为宣传其“性灵说”美学思想而编撰的著作。

宋人许?说：“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记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许彦周诗话》）因此诗话著作或以评论为主，或以记事为主，或以考据为主，一般皆属随笔性质，篇幅不大。《随园诗话》当然亦属随笔性质，但其主要内容为采录性灵诗与阐述“性灵说”诗论，间有记事，体例与前人诗话同中有异。它的宗旨是借采录大量“一片性灵”的诗作论证其“性灵说”的理论，或者说是以“性灵说”的美学思想为标准采集、鼓吹时人的佳作。此书共有二十六卷，（《诗话》十六卷，《诗话补遗》十卷）近五十七万字，其规模诚属空前。

《随园诗话》的精华是其所阐发的“性灵说”美学思想，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誉：“往往直凑单微，隽谐可喜，不仅为当时之药石，亦足资后世之攻错。”（《谈艺录》）袁枚也自评，“中间抒自己之见解，发潜德之幽光，尚有可存”（《与毕制府》）。综观《随园诗话》诗论，主旨是强调创作主体应具的条件，主要在于真情、个性、诗才三要素，并以这三点为轴心生发出一些具体观点，从而构成以真情论、个性论与诗才论为内涵的“性灵说”诗论体系。兹略作介绍于下：

一、真情论。《诗话》认为诗人创作首先必须具有真情，所谓“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诗人唯有具备真情才能产生创作冲动：“情至不能已，氤氲（yīnyūn）化作诗。”诗作为抒情的艺术自然应该“自写性情”，并认为“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反对以考据代替性灵。《诗话》尤其推重诗“言男女之情”，以与沈德潜的伪道学观点相对抗。鉴于诗写真情，因此标举诗的美感功能是主要的：“圣人称：‘诗可以兴’，以其最易感人也。”强调“诗能入人心脾，便是佳诗”，借以反对“动称纲常名教”的“诗教”观。

二、个性论。《诗话》又认为诗人创作需有个性，所谓“作诗，不可以无我”，认为“有人无我，是傀儡也”。突出“我”即是强调诗人特有的秉性、气质、审美能力等因素在创作中的作用。因为有“我”，故在艺术构思时则要求有独创精神，所谓“精心独运，自出新裁”，才能独抒性灵，“出新意，去陈言”，写出迥不犹人的佳作。不同的诗人有不同的个性，亦自然形成不同的风格，《诗话》主张风格的多样化，“诗如天生花卉，春兰秋菊，各有一时之秀……无所为第一、第二也”。因此对王士祯的神韵诗既不推崇，亦不贬斥，指出“不过诗中一格耳”，“诗不必首首如是，亦不可不知此种境界”。《诗话》又着重批判了从明七子到沈德潜的拟古“格调说”及宋诗派末流：“明七子论诗，蔽于古而不知今，有拘虚皮傅之见”，“须知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之外”，“故意走宋人冷径，谓之乞儿搬家”。

三、诗才论。“性灵”既指性情又包括“笔性灵”的含义，表现为才思敏捷。《诗话》认为，“诗文之道，全关天分，聪颖之人，一指便悟”。袁枚主诗才、天分，但并不废弃学问，故指出“凡多读书为诗家要事，所以必须胸有万卷者”。只是目的不在以书卷代替灵性，而是“欲其助我神气耳”，为此袁枚反对翁方纲“误把抄书当作诗”，批评“学人之诗，读之令人不欢”。基于主诗才与灵性，《诗话》颇重视性灵者创作构思时所产生的“灵机”“兴会”这一灵感现象，并推崇“天籁最妙”即艺术表现的自然天成、毫不雕琢，为此尤其赞赏“劳人思妇，静狡童矢口而成”式的歌谣。但袁枚又不反对人功，特别文人诗“人功未极，则天籁亦无因而至；虽云天籁，亦须从人力求之”，所谓“百炼刚化为绕指柔也”。此论颇有艺术辩证法。对于诗歌艺术形象则主张有“生气”或“生趣”，即灵活、生动而感人，因为“诗无生趣，如木马泥龙，徒增人厌”。欲有“生气”、“生趣”，则语言需生动传神，“总须字立纸上，不可字卧纸上”；表现手法以白描为主，“一味白描神活现”，反对“填书塞典，满纸死气，自矜淹博”，以免扼杀诗之生气、生趣。但倘若用典而“无填砌痕”又“贴切”，则也不一概排斥。

上述诗论于《诗话》中部分是单独成条，直接阐述；大多则是结合选诗生发。诗论的美学思想是《诗话》的选诗标准，它又是在评论选诗的基础上升华出来的。因此《诗话》内容的基础正是大量的选诗。袁枚曾说过：“枚平生爱诗如爱色，每读人一佳句，有如绝代佳人过目，明知是他人妻女，于我无分，而不觉中心藏之，有忍俊不禁之意，此《随园诗话》之所由作也。”（《答彭贲园先生》）可见其撰写《随园诗话》与选诗之密切关系。《诗话》的选诗大致有以下特点：

一、选诗标准较严。这主要表现为“诗”为“话”服务。袁枚明确指出：“自余作《诗话》，而四方以诗来求入者，如云而至，殊不知‘诗话’，非选诗也。选诗则诗之佳者选之而已；‘诗话’则必先有话而后有诗。”其标准是所选抒写性灵之佳作能印证其“性灵说”的理论。

二、入选诗作者面颇广。袁枚称曰：“余闻人佳句，即录入《诗话》，并不知是谁何之作。”入选者既有诗坛高手，亦有无名小卒；既有公卿将军，亦有布衣寒士；既有僧尼道士，亦有青衣童子；既有命妇闺秀，亦有妓女歌姬；举凡三教九流，不问性别身份，只要诗佳皆可以诗存人。尤其应注意的是，袁枚对劳人思妇、村氓浅学、小贩工匠等下层劳动人民宛如“天籁”、极富性灵的创作尤加赞赏，甚至誉为“虽李杜复生，必为低首”，从而摘录入《诗话》。

三、选录女子诗尤多。袁枚针对“俗称女子不宜为诗”的陋习，反其道而行之，声称：“余作《诗话》，录闺秀诗甚多。”其中既有其众多女弟子的诗，也有素昧平生的闺秀、寡妇，乃至无名妓女的大量作品，《诗话》曾选入时氏一家夫人、闺女、儿媳五人之诗，并誉之为“皆诗坛飞将也”，即是突出的例子。袁枚可谓有胆有识。

四、入选诗作题材丰富。《诗话》中抒写个人悲欢离合之作固然颇多，但亦不乏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好诗，诸如讽刺催租吏的《牛郎织女》，抨击封建礼教害死人命的少女《自嘲》，嘲笑科举八股文的《刺时文》等等，更应提及的是《诗话》搜集了明季爱国烈女的抗清事迹与遗诗，如记一江阴女子被清兵俘虏后，于赴江死前曾啮指血所题诗：“寄语路人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大义凛然，英气逼人。此外还选录不少情诗，在当时也有一定的反道学的意义。

《诗话》虽有“集思广益”等优点，但当时有人訾其“《诗话》收取太滥”亦不无道理。原因是袁枚有时并未严格执行其选诗标准。他曾承认选诗“七病”之一——“徇一己之交情，听他人之求请”——“余作《诗话》，亦不能免”，因此《诗话》中无聊应酬之作并不罕见。而入选的某些“情诗”感情也不健康，失之于卑靡轻佻，如所选录的其从弟香亭的“情诗”即是。记事部分偶有象“两雄相悦”一类丑闻，而作者对此抱欣赏态度。此外，袁枚还十分相信所谓“诗谶”，选录了多首，宣扬迷信唯心的思想。《诗话》引用古诗文多不注明出处，引文亦时有谬误而未曾校订。这都是《诗话》的缺陷。但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书坊刻诗话后》等文中攻击《随园诗话》“论诗全失宗旨”，“造然饰事，陷误少年，蛊惑闺壶，自知罪不容诛，而曲引古说，文其奸邪”，“乃名教罪人”等等则纯系封建卫道士口吻，当然不足为训。

袁枚《随园诗话》等著作印行后，“上自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负贩，皆知贵重之，海外琉球有来求其书者”（姚鼐《袁随园君墓志铭并序》）；尽管身后毁誉交半，但《诗话》“家喻户晓，深入人心”（钱钟书《谈艺录》），广为流传，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性灵派诗人更奉之为诗学圭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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